la repentie

中国的互联网有一种娼妓般的生命力。

上月，新华社发出通稿《昔日拼命烧钱如今大把赚钱 风投最看好的行业除互联网外还有传媒和通讯》。几年前曾被讥为“赔钱货”的IT界人士们又有机会摆出其一度十分熟悉的牛气烘烘状了。

10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拥有1.03亿用户。这些数字刺激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热钱流入的逻辑就是，利用投资过热带来的非理性繁荣来分享发展成果，换句话说，榨取利益。而实际上，2005年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并不比10年前出息了多少。靠掏兄弟们尸身上的钱包，互联网企业中第一代硕果仅存的几家赢利了；现在的第二代们虽然不知道怎么赢利，却会对海外风投说“我们会像前辈那样活下来”。

活下来干什么？

当年第一个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亚信控股（Nasdaq：Asia)凭借“管理职业化，治理完善”，没有机会草率多元化，死得没像它的同辈们那么早，可是如今仍然面临着死局。成立之初，亚信确定了主营业务为ICP(内容提供商)，要做“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计划在2000年底让www.asiainfo.com成为中国第一门户……而今天看来，作为中国最早建设互联网的系统集成服务商的亚信，对中国互联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内容提供商业务却至今未做起来。这是有原因的。

说白了，在中国做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就是，“蹩手蹩脚地开干，糊里糊涂地赚钱”。即使貌似成功的新浪、搜狐也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初强势推出的“新浪观察”因曲高和寡、敏感涉险而变节，最终只能提供官方认可的即时要闻和暴力色情的民间逸事。可怕的内容提供商！虽然标榜着自由、宽容、独立的表达，中国互联网却是上亿盲目、狂热而愚昧的所谓网民的游荡乐土。

去年此时，美国头号有线电视服务商康卡斯特以540亿美元恶意收购迪斯尼，世界传媒界受到激烈震荡！已达顶峰的全球传媒扩张风潮，引发了社会学家、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争论——在寡头的控制下，传媒产品缺乏多样性，会否动摇现代社会的民主根基？
而在中国一切只是娱乐，仅仅是娱乐，并不比娱乐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和更深远的影响。娱乐不需要真实的声音。KTV里电声模式化的美妙歌声具有奢侈品商标般的刺激功能，洗脚房里弥漫的甜蜜水蒸气适合从毛孔直接透到敏感的神经末梢……一浪猛似一浪，蜂拥而至的快感把我们按倒在地。这其中当然要有互联网：视频裸聊、A片下载、暴力新闻……感官满足的人们不需要更多。

10年前，纪念电影诞生百年，人们盛赞“风雨百年，电影万岁！”诗经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极是苍凉暗淡，但人世并不因此改变，即使恶天气还是有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平常人生。电影好比风雨中一道粉红闪电，因其绚美而照亮苍生。至少，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电影并没有沦落为一个娼妓。

只是不知道互联网到了百年时，是否也还有资格承受这“万岁”的美誉？

先说前朝旧事。

当年云南军阀白崇熹先生的幼子后来成了台湾红极一时的小说家。1950到1960年代的台湾岛上弥漫不散对大陆的怀念情绪。这情绪甜蜜又带痛楚。深味繁华真昧的世家子白先勇，在小说里不屈不挠地，向思念旧日欢娱的人们给出永恒的享乐触觉。从《永远的尹雪艳》里，遗老遗少们再次重温了他们最熟悉的色泽、香味和私宴特有的亲昵惬意的气息——

“尹雪艳的新公馆座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幢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客厅的家俱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贴，叫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光是这丝丝不扣体贴入微的家具、摆设就有想象不尽的舒坦、柔媚和温存。这里面透出的是一群人生活的做派，没有这做派生活就不成其为他们所习惯、所认可的生活。

然而这一类的做派，对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来说，却着实还有些陌生，有几分想亲近却又不得法的尴尬。去年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由当年的民主党派领袖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写的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对于多数人的吸引力其实大半不在解放初期的党派斗争史，而是民主党派高层人士或传统或欧化的精致生活作风。无产阶级文化价值体系培养起来的几代人，在这本书面前瞠目结舌——中国人也曾这样生活？最近五十多年的大众记忆中，这些精致生活似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凭借着滴水不漏的高明的隔绝技艺，确保了淳朴简陋的贫民窟式生活作风，在中国大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有不容置疑的主流地位。

如今，这种隔绝正被打开。一种分享精致生活的冲动从各个阶层涌动出来。从表象上看，对精致生活的平民化分享冲动，由于消费能力和鉴赏口味的限制，而停留在较低的满足层次上——一场锣鼓喧天的超女闹剧就可以赢得大众的整颗欢心和全部赞赏。而对细腻、典雅和出类拔萃的戏剧感的追求，则一直若有若无地存在于更小一群人的内心。

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机会先于众人尝够了饭店里过分精美以至显得藏有阴谋的肴馔，也赏够了服务生殷勤却千篇一律的亲切微笑。他们想要些新的，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这所谓的“新”不光是物质层面的，还有朝向精神的极大满足。这种满足必然是微妙的。经受了过多的刺激后几近麻木的欲望也有一些卑微的要求，最单纯最本质的快乐就能使它感激。这里，金钱应当首先退场——它在最近时代的社会生活里已经占据太多的戏份，多到超出了它的本分。必须要有极大的想象力才能重新构造出已经断裂了五十多年的某种传统。

对享乐的研究、创造和发明是人类亘古以来最具吸引力也最具建设性的事业。希腊神话里隐藏着一起不光彩的父子关系——激情、狂热的酒神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真正父亲，而后者代表的是调和、中庸的唯理倾向。居然是从肉体中产生出与之完全背离的理性态度！这个神话谱系隐喻着古希腊人的伟大直觉：一切理性、智慧都是从肉体、享乐而来，而理性、智慧也正是向着更高的物质满足而努力。正是被清教徒猛烈抨击的物质欲望，启动了人类文明几千年孜孜不倦的探索。欲望与理性互为表里，满足与追求互为表里。

而五十多年来我们的传统是禁欲主义式的。任何对于感官享受的向往或描绘都是不道德的。其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贫乏得就像荒芜天堂般的生活。当禁忌被打开，饥饿者的第一要义是满足口腹之欲。因此，关于如何享用美味或美丽的物品一度成为主流时尚。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潮流，是一种纵容天性乃至将之推向低俗的不负责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被草草满足的物质欲望中，只能产生出垃圾思想，脑满肠肥而毫无品味。

还好，也存在着另一种需求。私宴的风尚除了对聚会在形式上提出种种苛求，比如作为背景的音乐，比如客厅的一幅画，比如参与者的阶层身份，比如谈论的话题以及主要的娱乐方式，还尤其毫不隐晦地表示了对饕餮的不屑。这种轻飘飘、漠不关心的近乎表演性的态度甚至有些贵族气。私宴的重心是从“宴”偏移到了“私”。这种隐藏着的偏移过程暴露出自我保护的动机，表现出一个人群塑造自身独特性的追求，这个人群正通过私宴维护其共同的价值取向。私宴拒绝了不相关的主题，它有明确的取舍，甚至可以说，私宴流露出一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骄傲态度。

在私宴上，人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一些适合这里的话题将在这里展开，而不适合这里的则不会出现。私宴的中心是一位有主见有个性有涵养的女主人，这必须以高质素的家庭生活为基础。同时，人们在这里应该懂得适当的礼节，但不必过分。这是重新寻找到友善、和睦与亲情的唯一可能去处。客人们得到复杂的、难以说清的满足，这种满足无法以物质来衡量。而他们的回馈则是从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取得的信任、支持与爱，并附带事业上的帮助。这就是私宴的魅力与价值。

私宴作为一个商业概念，必然带有某种先天的功利性，但它绝不仅仅是商业，而是可能实现的一种生活。真正意义上的享乐能带来丰富的、鲜活的愉悦，那中间存在着的智慧在日后被命名为文明。

《托尔斯泰的解脱》

作者：布宁
译者：陈馥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其他：新世纪万有文库

托尔斯泰真是个巨人，所以顶好不要看他的小说，看得那叫害怕，那叫辛苦。但可以看他的八卦，比如说先看他如何跟他老婆貌合神离，再去看《克莱采奏鸣曲》里丈夫如何恶毒攻击传统夫妻生活，先看他如何在乡下穿大褂下苦力种庄稼又不得法，再看《安娜•卡列宁娜》里面列文自以为幸福的简朴生活。

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怎能没有见不得人的孔雀屁股？对托尔斯泰来说，就是他的智商太高了，好好的贵族不做，好好的老婆不带去宫廷里显摆，偏偏要追求精神的纯粹，还要跟教会作对，到头来日子过得油水太少、营养不良，再加上神经衰弱、喜怒无常，临死了还要离家出走，只想死在修道院里，上帝终归要接纳他。就是这么闹心。伟人和常人的不同就在于他精力旺盛，就像大庆石油工人特别能战斗一样，他们特别能折腾。


《门萨的娼妓》

作者：伍迪•爱伦
译者：孙仲旭
出版：三联书店2004年12月
其他：文化生活译丛

法国人将伍迪•爱伦册封为“美国电影界唯一的知识分子”。如果以伍迪•爱伦为标准，那么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比如这本《门萨的娼妓》，不仅美国社会，就连法国的学院派也被彻底地嘲弄了个够。谁有他这样大胆。最关键是，他不傻。

这本书里荒诞不经的小故事，大部分还没有被拍进他的电影，考虑到时间有限，这些故事被作者亲自搬上荧幕的可能性不大了。被别的人呢？世界上真是难以想象这样的天才，想想《性爱宝典》吧，不可能。

这些故事甚至有博尔赫斯式的冷峻智慧，但同时是犹太人式的，有一点伤痕在里边。只适合追求智慧的人看的书。


《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

作者：潘天寿
导读：徐建融
出版：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12月
其他：中国艺术院校研修丛书

陈师曾先生在《中国文人画研究》里提道“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而潘天寿先生所力推就是明清的文人画。在潘先生那里，对明清的文人画又有另一层理解，亦即是贬抑唐宋以画工为主流的正规画，褒扬以徐渭、八大、石涛、八怪、吴昌硕为代表的文人写意画，以抗衡近代以来几乎占据了绘画界全部话语权的西画写实作风。

一般人一提起明清文人画，第一想起的是天马行空、自我娱乐式的放诞，但潘先生在这本书里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墨是文人画的生命力所在，却决不可凌驾于形象之上，理想的文人画应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因此，这一本《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是基于明清文人画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一次回眸，更是潘先生提出自己绘画理念的一本专著——必然的深刻性与偶然的趣味性结合，性情的笔墨与苦心的技艺结合，这才是中国传统绘画应该追求的风格。


《说谎的女人》

作者：苏菲•玛索
译者：司徒逸
出版：北京出版社2002年5月

苏菲•玛索的小说处女作。大家看她长得漂亮就说她写得好，这种事情太多了，多到使人受不了。不过，这也要看人的，比如说现在赵薇出一本小说，五万个人说她写得多么多么好，我也不会去买。但苏菲•玛索不一样的，没人说好我也要买。因为相信她，谁叫她总派到那么多好角色，个个都有知识有文化有情趣有品味。她出了小说要是不好看，那简直该杀，但又不能，所以要好好读，不好看的也要认真看。

处处都是她的环佩之声，不是自传，有个蛛丝马迹也好。她写的也都是蛛丝马迹，面包的味道，冰箱里的可乐，还讽刺别人不拿瓷杯给她泡茶——就说那不是真的茶。总之，话是前言不搭后语，句子是拆开了看就只有食品、器皿和懒散。到处都是她，枝枝蔓蔓不依不饶，好比毕加索蓝色时期那些千娇百媚的美女，就是不成形状，叫人好生烦恼。

《契诃夫手记》

作者：[俄]安东•契诃夫
译者：贾植芳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
其他：世界散文名著丛书

什么是天生的幽默感？在周星驰身上可以看到，在契诃夫身上，当然，毫无疑问。比如：

“‘哦哦，我的宝贝的小脓胞啊。’未婚妻娇声嫩气地说；男的想了一会儿，觉得很不舒服——于是解约了。”

他听见好玩的事，记下来；他想出一个讽刺性的场景或对话，记下来。这里可以看到一颗冷静、苛刻而又敏感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也教会我们如何冷静、苛刻，保持感受力。

契诃夫之为严肃的小说家、戏剧家几乎使人害怕，尤其在过去年代里他又是少有几个被主流称赞、认可的作家，自由到来以后人们越加地抵抗。但若就因此而不看契诃夫，就好比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太笨。


《论摄影》

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译者：艾红华、毛建雄
出版：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7月
其他：实验美术丛书

最近以来，要看到精美的文本，必须要看翻译的作品了。中文书写的浅薄性在我们的报纸杂志上表露无遗，这一方面可能是49年以后白话文的工农兵属性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文化，没思想。

而苏珊•桑塔格的文章具备复杂的意蕴，英语完备的表义功能又充分地支持了她，于是翻译来的文章成为一种新的语体典范。同时，并不生涩，讲的都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事实——阅读这本书的最大感受就是，身边手上的事情，怎么就没看出其中意味，怎么我就这么浅薄？

摄影给出了占有、控制世界表象的可能。当你拥有一张照片，你似乎就拥有了这个世界——迄今为止，这是人们发现的唯一一种可能的方式，之前的都已经被否认。但即使这一次，苏珊•桑塔格也向我们指出这不过是狂妄的意淫罢了。世界从来是不可捉摸的，而生活也从来不可能被清楚的认识，它始终只是一场没有底线的冒险。


《吹牛大王历险记》

作者：[德]戈•毕尔格、于•屈佩尔、亨•屈佩尔
译者：曹乃云、肖声
出版：译林出版社1994年6月
其他：世界神话童话传奇系列丛书

“杯酒在手，高蓬满座，他又娓娓动听地开始了叙述……”

吹牛、撒谎、说大话、开玩笑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在文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荷马史诗中的奥德塞就是一位吹牛大王。格林童话里的小裁缝之流凭借说大话成为了国王。拉伯雷的《巨人传》则通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奇异无比的胡扯。

笑话和疯话把听者带进牛皮的大气层，那里漂浮着人类的渴望，希望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就隐藏在其中。

对生活心存好感的人，对自己不感到乏味的人，都会被《吹牛大王历险记》感动，虽然这本书的作者及主人公其实都是生活中极端的失败者，但这毕竟是精神的力量。


《布莱希特》

作者：[德]玛丽安娜•凯斯廷
译者：罗悌伦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
其他：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一幅漂亮的人物肖像！对于布莱希特这样的天使魔鬼混合体，任何简单而准确的描述都会落入他的陷阱。玛丽安娜•凯斯廷不无狡黠地写道：“他的意图显然是：抹去释义、弄混含义，以便在他死后也得以摆脱他的上司——他们总是上司——以便……成为总在起作用的、而从根本上看是神秘莫测的反抗角色。”

布莱希特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最具声誉的剧作家、导演，他的全部声誉并非仅仅建立在戏剧上，而更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出众的智力及表现智力的手段。当然，他的艺术天赋是显而易见的：一战中作为年轻德国逃兵，他竟能在慕尼黑的小酒馆里演唱黑色歌谣，从而得到足够的面包与啤酒，以及美丽的女性。

但在那个肥沃丰盛的时代，每个人都显得才华横溢，他必须与众不同，才能出类拔萃。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处境，只是现在人们看重的并非玄谈中的智慧。他一去不复返了。

Sin City
（罪恶城市）

导演：Robert Rodriguez、Frank Miller、Quentin Tarantino
主演：Bruce Willis、Mickey Rourke、Clive Owen
类型：剧情
获奖：美国国家卡通奖获奖作品、好莱坞电影节年度最佳化装奖

这片子一点也不酷。太多人学会标新立异了，包括导演Robert Rodriguez。Sin City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本大银幕漫画。当然，采用了超级奢侈的明星阵容。这就是卖点。当然，还不够，所以Robert Rodriguez请了漫画原作者Frank Mille联合导演，由此激怒好莱坞导演公会，于是这部向1950年代低俗侦探小说致敬的黑色电影，尽管毫无新意，还是登上了IMDB的TOP250。

同时，这也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美国电影。D.H.劳伦斯曾经忿忿道，“典型的美国人：做最见不得人的事时也不脱掉他们的精神外衣。他们的理想就像盔甲生了锈再也脱不掉了。”而我们说Sin City隐喻了美国人在当代世界无所不管、甚至管得太宽的卫道士行径带来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Frank Miller用漫画《蝙蝠侠》拯救了美国人1960年代的道德感，现在他的漫画被搬上荧幕，可喜可贺。


长恨歌

导演：关锦鹏
主演：郑秀文、梁家辉、胡军
类型：剧情
获奖：威尼斯电影节欧洲艺术交流奖、上海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写，“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甚至还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道理总结了千万条，但要铺开场面来大书大写上海人，却也要到王安忆这里。

到头来，《长恨歌》只是一部小说，大家都在说关锦鹏失败，郑秀文失败。再精致的舞美设计，再贴切的电影配乐，三句两句却是说不完。更何况郑秀文一张刮骨脸。《长恨歌》里那个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要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下午，要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要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要三个两个约好到照相馆去拍小照……上海呀，是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最后王安忆说，“在这时尚的社会里，她们便是社会基础。”要想在《长恨歌》里找到传奇，那是找错了地方，是个传奇要叫它是《长恨歌》那是叫错了。《长恨歌》说到底是一支交响乐，偏偏这电影是个小曲，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里却只是花瓣一片，奈何这般小气。


City of Men
（人之城）

导演：Fernando Meirelles、Regina Case等
主演：Katia Lund、Paulo Lins
类型：记录片/肥皂剧
获奖：ABC摄影奖最佳摄影奖、圣保罗国际影评协会评委会大奖

电影《上帝之城》获得国际性关注与认可后，原班人马又拍摄了这部短片集锦式的记录片，形式是经典肥皂剧格局——随主人公成长，一季又一季地拍。但不同于人们想象，这并非《上帝之城》余兴之作，而是另有目的甚至理想的一次影象实践。

“巴西的主体是一个很贫困的国家，我们却对此几乎闭目无知。从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巴西中产阶级生活，它从来不展现巴西的另一面……”《上帝之城》改变这一点后，巴西电影人尚未实现的梦想提上日程。他们要给出贫民窟里崛起的英雄，不屈于黑帮生活的勇敢者。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座城市恺撒不管，上帝形同虚设，人们自己站出来，他们以自身来承担。


任逍遥

导演：贾樟柯
主演：赵涛、赵维威
类型：剧情

这部电影以大同为主题，但同时不光是这个中国北方没落的工业城市。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看作是《铁西区》等近来走红的系列中国工业城市记录片的先驱。

剧情是不重要的，因为这部电影的主线不很清晰，热中于剧情的观众可以找到他们所喜欢的，爱情、暴力、政治等等题材，并获得娱乐，但在这多条线索的编织中，导演试图给出的是对一个城市及城市生活的速写。几个主要角色都具有典型性，并且经过剔除，他们都非社会主流，他们沮丧、懒散并且平庸。

只有在亚文化中社会才能凸显出其真实，这甚至成为二流导演们的共识。他们伤感的批判性征服了无数骑墙主义者的心灵。在《任逍遥》获得太多好评之后数年再看这部影片，似乎更能发现贾樟柯的局限。

Fruits of Passion
（上海异人娼馆）

导演：寺山修司
主演：Klaus Kinski、Isabelle Illier
类型：剧情
获奖：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诗人、戏剧爱好者，寺山修司算是出尽了风头。这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作品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情色经典。

寺山修司总离不了的主题是通过影片对所经历的世界表示异议。通过奇特的梦幻、痴狂和主要情节的交错，胶片中烙印的内心颠覆或暗示的权力运作，以及最终导向的无政府主义狂暴影像之旅……这一切并不使人舒服，甚至也不具有力量，有的只是无尽的沮丧和厌倦。

电影中，苍白的法国少女心怀崇高的受虐恋情自愿成为妓女，只身探险于观众心目中想象的奇异东方，还有愚昧的革命，以及永恒的嫉妒。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出口，甚至这绝境也只是虚构——痛苦中隐藏着欢乐，这不是对真实痛苦的意淫，是什么？


Death and the Maiden
（死神与少女）

导演：Roman Polanski
主演：Sigourney Weaver、Ben Kingsley、Stuart Wilson
类型：剧情

仅凭这一部电影，波兰斯基就应被尊为真正表达了我们时代主题的大导演，不管之前之后他拍过多少大烂片。对于怀有政治情结、女性主义情结的观众，看这部《死神与少女》将是一场夹杂着激烈折磨的甜蜜体验——多么完美。

电影开始时是美好的，结束时也是美好的，甚至在情节的高潮部分，当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男一号，当神经质的女主角毫不克制地沉浸在十年前的痛苦体验中。那个神经质的女人，十年前受迫害的地下革命者，她每分每秒希望的是回到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没有什么是可以抹去的，罪恶不能，爱不能，惩罚不能，宽恕不能……除非给它再一次机会，除非它再次降临。可以说，这是某种享受，某种自我放纵。对暴力的放纵，同时也是对理智的放纵。电影给出了痛苦，还有，对痛苦的抵抗、镇压。与和解。


Young Adam
（年轻的亚当）

导演：David Mackenzie
主演：Ewan McGregor、Tilda Swinton、Peter Mullan、Emily Mortimer
类型：剧情

很漂亮的英国片。舒缓优雅的钢琴曲开篇，水中仰拍鹅蹼拨水，灰蓝色调。然后是女人苍白的脚踝，被水泡得过分的白，带些透明。然后打捞上来尸体，蕾丝花边衬裙，一直在旁冷眼观看的他，驳船水手。虽然气质有些异样，像文艺青年。

形式主义的美到此结束。驳船上的生活，水手与女船主的性爱，爽朗而颓唐的男船主，运河上的劳工生活，一点不加修饰，黑糊糊的煤渣印在手上就是印在手上，用凉水冲背，粗肥皂。即使条件这么恶劣，也有奸情。

如果你爱看英国片，一定可以认出男主角曾出演《猜火车》，但这次，中年题材，他也演得出色。同样的落寞、无依，还有这种处境下男人特有的倔强与性感。即使到了中年，即使是蓝领阶层，他们资本主义也同样腐朽没落。生活，就是没指望。


The Isle
（漂流欲室）

导演：金基德
主演：徐情、金儒石、朴惺熙
类型：剧情
获奖：威尼斯电影节最受欢迎亚洲电影、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布鲁塞尔国际奇幻电影节最佳电影、法国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及评审团特别大奖

两个死路一条的人，在湖上相遇，钓鱼的小房子，美好得像童话里，水墨山水画。不管怎么美好，还是死路一条。都是死路一条，只不过他俩死得特别地道，特别的没救药。

希腊神话里所有人物在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但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反抗、挣扎，最后还是在神的预言面前死去。这里也是这样，他们的脸上、身上都写着灭亡，但豆大的雨点落在湖面上起水花，清脆的声响叫人怎么相信这会结束？结束之前也有一些美，那甚至也会是爱，你看着，忘记了灭亡，但忽而又想起来，所以慢些，再慢些，这电影是这样好。

吴冠中先生的一生虽然远未结束，尤其是他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仍有诸多值得期待的方向，但终观他这八十几年来经历的种种事件，确实有如一出悲剧。一位年轻的江南才子因为深深感动于与他同时代大师的艺术，而毅然投身绘画。那是在杭州美专，虽然没有成为林风眠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却在精神与技艺上成为林先生真正的衣钵传人。

没有极高的天赋，他决不可能领先于同时代人数十年而领会到林先生绘画中的奥义。林先生的画给中国绘画带来了“面”的概念，对“面”的全面体贴与亲近，这在中国绘画中是没有的。先前的人物画都有一张平平板板的大脸，却难免敷衍的嫌疑，是肉眼对于不得不应对的面所做的搪塞。那些脸平板得透出犹疑，透出对世界整体的没把握，所以有眸子里的一丝闪光，有脸颊上一抹水红，却没有将面铺开，大胆写实的勇气，没有抒写无边无际的气魄，又因此有铁线描，适可而止，安全第一。

但林先生给出了面，给出了色，也就给出了光，给出了肉眼。到吴先生这里，面的概念得到了更大的扩充。林先生画仙鹤与水草，是捕捉一个瞬间的世界一面，而吴先生画的水乡则有水、有墙、有门、有远树疏影，是世界汇集在天空下，互相抗衡互相支撑。又有大幅的花卉，是真正的花团锦簇，密密实实铺排到极限，这铺排中却有世界的秩序，这面不平，有弧度。这些花儿整饬的格式是对秩序的承认，但也不妨说是对秩序的一种反讽——这似乎是美的，因为它们在细部上是优雅的，它们无一不具有典型的美，它们按照既定的序列整齐划一，准确地展示出恰如其分的善，唯一不具备的是真。这不可能是真实世界的序列，这是一个被构想的完美境界。

吴先生的画与林先生的画是这样的不同，而他们又都具有极大的独创性，他们在同样方向的路上，先后走到很远很远，远于欣赏者、评论家所能及。也因此，吴先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个性、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

吴先生的画有阴戾之气。他在欧洲学艺的时候，大约正是立体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以立体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画派一扫古典油画乃至印象派时期仍然残存的阳光气息。1920年代，蒙得里安在巴黎的家里只充满冷冷的光。立体主义者热烈追求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所带来的和谐、稳定与均衡，而做到这一切的代价则是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出于狂热追求与众不同、追求在艺术史上留下名字的荣誉感（这种伟大的、不可磨灭的、罪恶的希腊精神），他们面对空白画布，将所有的不安、激动通过可能具有金属质地的情感过滤器的转化作用，化为坚固的图案造型与简洁到近乎偷懒的原色运用。这一切不可能不对当时年轻的吴先生产生影响。

1950年代，吴先生在中央美院执教时，一定也使用了某种类似于纯形式感的手法来描绘伟大的工农兵群众——太不识时务的人！这种对艺术的热与对物质的冷，凝结出的作品不可能符合全面飘红的时代。即使是风景画，也不能让他教。热中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冷的形式，就只能去建筑系教水彩技法。对艺术的热仍然在，只是因环境的变化而异化了，像高热高压下形成了变质岩。

不少评论者扼腕于吴先生前半生被禁锢的艺术生涯，这种观点其实有一个前提——健康是首位的，画面中的健康必然是好的，不论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的画。但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吴先生的画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吴先生的“风筝不断线”说所指的也可理解为一息尚存——这存与不存是一个境遇，境遇不可能虚拟。境界的大开大阖需要一个立足点，他需要一个立足点，但有几十年他几乎无立锥之地，这时候存与不存成了生死一线的大问题。如果将吴先生的画比作风筝，那么这不断的线就是身为大师所特有的强悍脉搏，一息尚存，他就可以把绵绵几十年的体验与锤炼注入画面。

这就是吴先生那些看似轻灵、通透的画面中所具有的力。这力可以说是老庄一脉下来的生命哲学，但更应理解为一个艺术生命的孤苦奋斗。构图的均衡、色彩的映衬，这中间又有对抗有冲突，他身为八旬老人，体内的力量仍绵绵若存，该是一个伟大奇迹。

也因此，看他的画除了美感还有辛酸，这辛酸不含抱怨，是画面中表现出作者看待世界的眼光，他所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甜美到甚至有腻俗的嫌疑，但却不贴切，这甜美有些虚浮，这世界着不了根。他借用画笔表现幸福，给出一把安乐椅，他熟练于形式，醉心于虚构。

大师的悲剧呈现于此，完备而恰当，但他作为创造者的一生却是完善的，他经历了理应经历的一切，也做出了身负烙印者应做出的艰苦努力。今天，在他江南家乡最时髦的城市上海，人们对他的回顾展趋之若骛，不论是出于浅薄的商业风习，还是对美的诚恳追求，从古至今历来都存在的三教九流都对他给出了应有的敬重。的确，对于物质世界，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他们给出虚荣，对于精神世界，我们也应尊重，因为他们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力量。

吴先生正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绘画中给出了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力量理应赢得尊重。不论这尊重来自艺术史还是拍卖市场，他当之无愧。

   如果苏格拉底活着，他一定不会赞成节约。
   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生命力量的赞美者，面孔酷肖野兽的家伙，他拥有一具异常优秀的肉体。柏拉图《会饮篇》中记载，他像条铁打的汉子，一台精力无比充沛的机器，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在把酒量最大的人折腾得精疲力竭之后，他若无其事地来到广场，凭借熟练的修辞学技巧把辩论对手驳得体无完肤。
   甚至，他惊人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对环境条件的非凡抵抗力。在最冷的时节，所有人都必须穿上三层皮袄才能出门的日子，他依然穿着日常的外套，赤脚，在冰上走得比那些裹严了脚的人还要从容不迫。
   对苏格拉底来说，非凡的体魄与令人生畏的机智是一体的。伟大的思想只选择优秀的身体作为栖息之地。高强度的思维活动必须由能量充沛的肉体来承载。
   肉体先于一切存在。更进一步，人类一切希奇古怪、自命天才的念头都只是从黏乎乎、软绵绵的肉中生发出来，轻视肉体的倾向是十足幼稚的。因此，尼采会说：“你肉体里的理智多于你的最高智慧中的理智。”是的，饥饿的人会凭借肉体的本能找到活下去的办法；只有过分愚蠢的人才会不听从身体求得生存的指令，他们会被饿死。
   如果人们在谈到节约时，不首先肯定欲望，那么这种以节约之名的道德将导致欲望的被扼杀。那些无原则倡导节约的言论是危险的，甚至是怀有反生命的阴谋。正因为欲望具有所向披靡的力量，虚弱者因恐惧而向欲望宣战。扼杀欲望，仅仅为了预防它可能带来的不快后果，就好比一个愚蠢的医生，给头疼病人开出砍头的方子。这是一种“精神的贫困”：摧毁欲望就意味着摧残生命。
   因此，如果人们必须节约，那么必须首先明确这种节约是在欲望的统摄下。节约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决不意味着将改变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必须小心防止“节约”成为一种虚伪的道德装饰，防止懒惰在虚荣心的引诱下说出“节约”的谎言。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良心安宁的“肥腻福气”更可耻的。
   只应赞成一种节约，那就是为更好的满足而选择的一种策略，这种节约必须给出一张能够兑现的期票。节约必须以满足身体的欲望为基础———不论是精神的享乐还是肉体的享乐，都需要身体本身的参与。连结于人与享用物之间的，是人类自身的欲望之力。这种力量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力量。必须小心培植这种力量。
   甚至，可以说，对于充分珍视生之欢乐的人来说，节约是一种必须，是一种本能。短暂的欢乐是容易的，但持久的、高强度的、有质量的生活，必须小心经营才能够获得———人们必须小心不能饕餮，那将使味觉退化……活下去，在平淡乏味的一天又一天里，保持着对生命的强烈渴求与激情，才是真正考验人的事情。
   因此，学会如何有节制的生活，学会如何在这个地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学会自知之明，才是人们真正的任务。而不是打着一面“节约”的大旗，假惺惺地装作是无辜的、不知情的受害者之一。那些被砍伐的森林、被偷猎的动物、被无限挖掘开采的矿藏，它们没有报纸和电视，它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然，它们也无法在这面“节约”的大旗褪色之后，迅速地又换上“豪奢”的新口号。
   如果苏格拉底还活着，他会对我们的“节约”行动笑掉大牙。但一个反对节约的苏格拉底并不恶毒。路过城邦的相术师对苏格拉底说，他兴许是个怪物———他心中隐藏着一切恶习和情欲。而苏格拉底只是答道：“您了解我，先生！———这是真的，但我要成为这一切的主人。”

一小撮严肃分子在听闻中国导演、传媒界学者正在为“国内肥皂剧发展大事”共商大计、出谋划策的时候，恐怕会不由自主地展开一系列充满理想色彩的憧憬。

1980年，当第一股美国肥皂剧的大潮涌入欧洲，具有远见的欧洲制片人感到忧虑，并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当时，美国黄金时段肥皂剧《达拉斯》（Dallas）在欧洲大受欢迎，甚至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

二十多年来，这场反抗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欧洲国家民族主义肥皂剧运动风起云涌。欧洲人相信：一国的文化特色会在其电视节目中鲜明地表达出来。无条件接受典型美国式的肥皂剧，就意味着接受其文化侵略。因此，一度有欧洲媒体悲壮地宣称：“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肥皂剧，我们就将拥有自己的民族。”

因此，竭尽全力生产出“中国制造”的肥皂剧，不仅仅是一次商业运作，更具有国家民族主义文化运动的意义。

不论英达们想到过没有，当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以经典的肥皂剧模式来进行自己的电视剧生产，就已陷入无法逃避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生产中。也就是说，不论英达的肥皂剧获得商业成功与否，都将成为中国话语的一次尝试。

即使从49年以来，我们一再相信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帝国主义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仍然积极地生产着，这也许是由资本本身的属性带来的。当《欲望都市》《六人行》这样的美国肥皂剧成功登陆中国，当都市中的中国人从电视上不伦不类地学会像纽约人那样生活时，对美国式消费的需求心理就已经构造完毕。因此，为什么韩国人那么积极地投入他们的电影事业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泳三当年说“如果迪士尼一年的营业额跟IBM旗鼓相当，那么为什么不全力发展我们韩国的影视工业呢？”这份令人鼓舞的电影宣言，正式开启了韩国电影的黄金岁月。1996年，金大中在竞选白皮书中说：“21世纪，文化就是国力，文化不仅有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而且正成为创造巨大附加价值的产业。”因此，他强调将尽一切力量，保护韩国电影，全力发展电影产业。而这些措施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有重组韩国电影振兴协会（KOFIC），全力辅助电影产业。

而在中国，似乎还没有看到这种全面振兴的局面。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也曾一度有过极度强势的文化产品——样板戏。虽然样板戏早已过时，但样板戏的运作是完全符合文化生产的市场规律的：样板戏的创作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根本的政治目标是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服务。而肥皂剧表面上是以娱乐观众服务为宗旨，其本质却是为资本服务，为高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入服务的。这种两重目的是合而为一的：观众喜闻乐见才有收视率，收视率高才有广告进入。因此，不妨乐观地期待，在伟大的样板戏传统下，肥皂剧大有可为。

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正如样板戏剧情、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一样，肥皂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也难逃模式化的命运。不论英达们吹嘘他们的货如何了得，都不能对其寄予太高的希望——这并非艺术，仅仅是商业，或者说是一种具有伟大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意义的——商业。

商业，总体来说是单调重复的、缺乏新意的，甚至有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不管上面贴没贴国际流行的“肥皂剧”标签。

关于2005皇马中国行，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运作”。不管著名的体育穴商北京高德公司，还是获得冠名权的德尔集团，以及致力于国际体育交流活动的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体育局、北京足协等单位，他们站出来对皇马圈钱行为痛心疾首的时候，总不忘记把“运作”翻来覆去地说三五趟。

这里，“运作”是作为一个流行语汇，被与时俱进者敏捷地捡起来挂在嘴边，而它的流行背后则包含了更深的意味。

不仅皇马事件，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领域里，“运作”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万能的词语。
但凡难以描述尤其是不便描述的行为，都可以叫作“运作”。像“资本运作”，其语境就是中国股市的黑暗。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年来，中国球市之黑渐有直追股市的趋势，因此，当2005皇马中国行的策划主办者的唇齿之间弹出“运作”这两个字时，听者就应该心知肚明。一场足球运作。

“运作”是2005皇马中国行的关键词。以这一事件的“运作”性质为标志，中国的足球事业跨入了新境界。中国足球正在成为一场工业，而不再被伪装成一种体育竞技活动。北京高德公司、德尔集团乃至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体育局、北京足协等单位在承认“运作”2005皇马中国行失利，因而为球迷带来巨大遗憾时，也以“运作”来对活动的商业性进行了一次确认。宣称2005皇马中国行仅仅是一场足球工业，是为了营造一种意识形态，以此为其故意制造垃圾的合法性辩护。

而公众的态度，包括那些被皇马伤害了的球迷以及伪球迷们的态度，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利于文化工业体系。这些态度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而决不会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欲望与情感从头到尾都不过是经济选择机制的一部分。他们的受伤将带来中国足球工业运作水平的提高——今后，要坚决杜绝像2005皇马中国行这样骗取消费者信任、伤害消费者感情的恶劣行为，要进一步提高足球工业服务大众、娱乐大众的水平……

消费者，而不再是球迷甚至伪球迷，他们不再是生动具体、有血有肉的个人，而是在研究机构的图表中，按照收入状况被分成不同群体，以红色、绿色和蓝色呈现出的柱状区域。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先前确定好和索引好的层面来行动，并选择适合他的足球工业产品，柬埔寨队或者皇马。

因此，表现不好的皇马和表现很好的曼联为球迷们提供的娱乐产品之间的区别，说穿了，不过是热中于样式变化的年轻人的幻觉罢了。就如同汽车工业中不同档次的产品差异一样，汽缸数量、容量以及专利设计的细节，在足球工业中被足球明星的数量、知名度和其他一些细节所取代。

足球工业的“运作”本质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会大大加剧足球运动本身的贫乏，以至于在将来，罩在足球工业产品上的轻薄面纱将会被得意洋洋地揭去——这就是娱乐的胜利，这就是资本的胜利。球星、俱乐部和足球风格的结合将比过去一切时候的足球运动中所展现的更加完美。

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脆弱的、感伤的足球怀旧主义者蜷缩在角落里，悲叹足球运动的纯洁时代是这样永远地消逝，一去不复返了。